对日人民的敬佩 对日政府的失望

    由于香港与内地人民在过去几十年走过大不同的道路，撇除“一国两制”这个制度因素外，两地的文化亦有明显的差异。例如，相对内地民众，港人的“国家”观念比较薄弱。另一例子，是两地市民对日本观感的分别。

    概括而言，由于惨痛的二次大战经历，不少内地人民的心灵伤口依然未能痊愈，半个世纪后，内地社会仍不时出现反日情绪。反之，虽然香港也曾被日占领三年零八个月，但对于今时今日的香港市民，那已经是很遥远的历史。而且，在七、八十年代，香港深受日本的流行文化与饮食文化影响：日本音乐红星如山口百惠、西城秀树曾在港风靡一时。现在，寿司店等日式料理无论在中环抑或旺角，都门庭若市。所以，香港大众除了有时因钓鱼岛事件对日政府产生不满外，与内地群众相比，对日本的观感都十分正面、友善。加上日本一直是香港市民最热门的旅游胜地之一，以自然景色著名的仙台及东日本地区，对港人来说也毫不陌生。所以香港市民对这次地震引起的大灾难，即使与日本没有个人联系，亦表示份外的关注和同情。

    我自己在不同的求学时期认识了不少日籍友人，对日本这一场接一场的灾难另有一番感受。八零年代，到史丹福大学商科学院进修，认识了四位日籍朋友，至今仍保持联系。零四年的夏天，我到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修读日语暑期班。记得我与三位来自美国的研究生成为室友，有一位热爱泡温泉的西班牙女士、两位美国人，大家相处甚欢。我们这些外地生初到宿舍，先要学习的是“垃圾分类”。我与美国同学发现，即使街上垃圾桶不多，行人道也“出奇地”干净，因为日人从小学习把垃圾带回家处理。与日本友人一起生活的经验，例如从处理垃圾这一日常小事中，我深深认识到日本人民严守纪律的特质。面对地震、海啸、核危机这三重灾难，这优良特质成了日本国最强大有效的“防灾工具”。

    相反，日政府迟缓的应变及笨拙的抗灾对策，让人大感失望，竟然只依靠东京电力发布的消息，导致未能全面掌握福岛发电厂核泄漏的消息。而且，其如扑救山火“半空灌水”的救灾方法，也表现得“儿戏”。今次日政府危机处理手法差劲，不但显露出菅直人班子低劣的管治能力，而且也带出长期以来日本政治制度问题。过去二、三十年，日本无论在经济抑或政治上都表现得停滞不前，被称“失去的数十年”（Lost Decades）。日本政府内充斥着保守的官僚主义，近几十年一直由政客主导政府，首相等内阁大臣换人如走马花灯。这种种政治内耗的问题，在这次处理危机上，表露无遗。幸然，日本人民的团结、互助及守纪律的特质，成了抗灾最有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