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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发展就是煲一锅创新驱动增长的浓汤
周其仁
作者:周其仁评论评论:点击率点击率:

发表时间: 2017-06-27 14:03:42

作者介绍

1979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任教。2008年6月起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演讲整理,经本人审阅。

  中国建一个世界级大湾区,要讨论的问题不少。其中一个重点是马化腾先生刚才讲到的:怎么汇聚成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有引领作用的创新中心?

  我想就创新发生所需要的条件做一点讨论,关键词有两个:“密度”和“浓度”。

  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凡事都喜欢大。但如果只贪“大”,不讲究“密”和“浓”,就不容易强,所以越大越要注意密度和浓度。这个观点是从现象观察中得出来的。我们观察创新现象,发现其发生极不平衡。

  首先是在人口中的分布不平衡:参与创新的人口极少,享用创新成果的人口非常多,两者之间不成比例。

  更有意思的是,创新的发生在空间分布上极不平衡。那些对全部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创新活动,怎么看都发生在很小的地方,而这些区域与整个世界的地理范围完全不成比例。

  2016年,MIT发布了全球50大创新公司的榜单。这批创新50强在世界地图上集中分布在几个点位上,很多大洲连一个也没有。名满天下的硅谷,放到美国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点而已,但是这个点位里创造出的观念、产品、技术模式,对整个世界都有压倒性影响。




  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创新国度》,讲以色列的创新。这个国家的面积比北京市还小,它的出口产品中有50%是高科技产品,从事高科技的人口是10%。我去考察过很多企业,其实真正从事高科技的人口远不到10%。再看以色列创新公司的分布,也就集中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周围,并没有分布到以色列的所有地方。

  在今年6月15日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的排名比去年上升了3个名次,进入了第22名,香港地区是第16名。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中唯一进入前25名的国家,排在前面的都是高收入国家,且多年来排名都没有很大变动。




  但这次发布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公布了全球创新群的分布的排名。什么是创新群?就是密集提出发明专利的地方。英文cluster,是群、团的意思。因为国际上申报专利会要求有一个邮政编码,因此可以知道它在哪里发生、在哪里被提出。结果发现,专利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的分布也极不平衡,通常集聚在一些“团”、“群”里边,也就是cluster。




  全球排发明专利的创新群,第一名是东京-横滨,在这个cluster,2011-2015年间申报发明专利94079项。第二名是深圳和香港,41218项专利。第三位才是旧金山湾区,有34324项。

  按此排名,旧金山湾区即大名鼎鼎的硅谷,从申请量上看排到了深圳和香港后一位,但这里仅仅拿申报专利论英雄。更全面地衡量,硅谷创新的影响力还是全球领先。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密度和浓度。

  这么一块不大的区域(1.9万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市),有几万家高科技公司,其中有一批世界级科技巨头,围着若干世界级名校,先后出过50位诺贝尔奖得主,还从全世界招来最聪明的学生,他们不仅是当下学霸,还是日后科创豪杰。这里还汇聚了全美风险投资的40%,让形形色色的奇思怪想有更多机会变成产品,走向市场和日常生活。虽然这些要素在其他湾区也有出现,但旧金山-硅谷这个湾区,最大特点还是高质创新元素密布,高频互动,融成一片。这个特点非常值得重视。

  密度和浓度至关重要。

  因为所有创新的最初形态都只是一些想法,但要让头脑里的idea变成产品,再变成产业,变成改变世界的经济活动,要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走好这条路需要什么条件?这是这两年我自己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每个人都有想法,但想法变为产品,中间有很多关口要过。

  第一,这个地方鼓励、欣赏新想法,最起码也要容忍吧,绝不嘲笑,更不能压制这些新想法。那些容不下新想法的地方,其实已经把自己排除在创新区之外了。

  第二,一个想法从萌发到成熟要经历许多“激荡”。无论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天才,还是HP、盖茨或乔布斯这样的科创企业巨擘,都不是孤立成才、孤立成事的。没有哪一个人在孤岛中成长为天才,因为再厉害的头脑也需要和一群厉害的头脑凑到一起,对话、互动和碰撞,互相挑战和切磋。缺失了这道工序,或者“激荡”的质量不高,浓度不够,很多好想法就打磨不出来。

  第三,产品变成想法,要“手脑并用”。如果动脑、动手没有聚在一起,那么想法就不可能变成产品。当然,动手需要有条件支持,包含财务条件、金融条件、物质条件、元器件的可得性等。所有这些东西要在不大的范围内同时具备,这是非常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创新发生得非常不均衡的原因。

  人类一直都有很多想法、很多点子、很多猜测,但是哪些想法和猜测最后变成了科学原理性的发现?哪些科学发现能激发出技术的发明,并为人类所利用?这需要一串条件。世界很大,但同时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很少,这就是科学史的教训。所以cluster不是国家、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群”的概念,这个群要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氛围,里面不同的要素要高频互动。

  这样看,密度和浓度是创新得以发生的关键。

  现在关于大湾区的讨论很多,我在看了一些初步研究之后很受启发,粤港澳大湾区是非常有希望的一块热土,我最感兴趣的是它的密度在中国领先,0.6%的土地创造了中国13%的GDP。单位土地GDP产出最高的是这里,比京津冀、长三角那两个城市群都高。密度高意味着其中发生的经济互动最活跃,这没问题。问题是,密度比较高,不等于浓度一定也够,我觉得这可能是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点。

  与那些已经成为世界级湾区的地方相比,汇聚到这里的创新要素的质量还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创新元素相之间要有更密切的互动,要增加粤港澳地区的大学、公司、国家实验室、金融力量、法律服务以及民用和国防需求之间的积极互动。这些元素都有,且比较密集,问题是增加互动,增加浓度。

  为了增加浓度,我提几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第一,要有吸引人们为之工作的世界级问题。

  中国很多大公司——包括腾讯在内——都在硅谷有实验室,很多人才也从硅谷来。既然有了硅谷为什么还要再造一个中国的大湾区?把硅谷创新应用到中国来不就行了吗?回答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一点,那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现有最好的科技也还是不足够。

  工业革命以来,最发达国家中十多亿人口过上的现代化好日子,能不能让全人类都过上?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电发明了两百年,现在全世界用不上电的人口还有十二到十五亿,现在哪样创新能离开电?跟电无缘就意味着它和所有创新无缘。这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更有挑战性,就算几十亿人口都过上高度现代化国家的生活,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资源能不能承受,环境能不能承受?

  中国这30年的发展,在第一个问题上交了一张不错的答卷,中国无电人口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是最少的。而更多人口快速与互联网结缘,更让世界瞩目。北京大学有一个扶贫点在云南弥渡县的山区里,我去访问过,穷、落后,脱贫压力大,但是有电,多数村民用上手机,不少人用微信。中国的经验让世界对把大多数人口卷入现代化,多了信心。

  但是第二个问题,挑战还是严峻:我们十三亿人开始过上那几亿人过的好日子的时候,环境恶化程度相当惊人,资源压力山大。这里面就是一个世界级问题。我们需要更好的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才能回答这个世界级难题。因为有世界级难题,才需要新的世界级湾区,才需要汇集更了不起的力量,通过紧密地互动来回答这些问题。

  过去的说法是,如果全球都过上欧洲人的生活,那么至少需要三个地球;如果全球都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那得要五个地球。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使现有的技术再先进、再厉害,回答这样的世界级经济问题都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不断探索。而中国作为之前普遍贫困的国家,我们对于“让更多人口享受现代生活”的愿望可能比很多发达国家来得更加强烈,也应该来承担这样的使命。这对于打造世界级湾区是蛮重要的。

  第二,打造世界级湾区,要特别注意告别追赶思维。

  深圳为什么厉害?因为它不是追赶思维。当年邓小平搞深圳是突围的思维,国家已经无路可走了,怎么办?不知道、不完全知道。但不奋力搏一把,大胆闯一下、试一下,就完全没希望。深圳不是做好一套计划再实施的,邓小平讲的是杀出一条血路,让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才冒出来。香港也没有想到,它会从当年一群小岛变成世界的金融、贸易中心,那不是按计划经济的思维搞出来的,不是指到哪儿打到哪儿的思维搞出来的,所以港深之间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这两个地方成为今天在世界上引人瞩目的城市和城市群,它是探索和闯的结果。

  要打造世界级湾区,探索和闯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做事情当然要有计划,但很多事情不按计划发生,也会超出计划。追赶思维就是目标明确,人家有多少吨钢我们搞多少吨钢,人家有原子弹我们也搞原子弹。那很必要,因为落后了又不追赶,只能永远落后。但是,如果永远只有追赶思维,就不可能走到前列去,因为“前列”对于未来的路一无所知。

  习近平主席讲到创新的时候,说中国已经到了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阶段。作为粤港澳湾区,更多要考虑怎么能从并排跑向领跑发展,要从这个制高点出发来讨论体制。与整个大中国相比,这两个地方都有体制上的优势。如果你去过东北、西北再到深圳,你就会感觉到尽管这些地方同属一个中国,但也有一些不同,尤其是人们的想法和行为。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体制对打造一个世界级湾区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要改的东西还有不少,例如行政主导、权力驱动配置资源,以及体制成本越来越高。在打造世界级湾区的时候,必须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

  最后一条,要特别强调,所有要素齐了以后要增加浓度,要增加互动。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金融、深圳创新、东莞制造之间,互动是有的,但还不够。成功的例子都是互动的结果,没有一个企业成功的案例是孤立的,相反都是集合了湾区的所有长处才成功的。你看腾讯,在深圳大学边上创办,上市在香港,而微信在广州,这些都不限于一个狭小的行政区划之内的。

  大疆董事长李泽湘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执教,学生做毕业项目然后到深圳做成了世界级的公司。这些点已经有了,但是还远远不够多,今后就是要增加这之间的互动。




  请允许我借用这个湾区所有人听得懂的一个比喻来讨论这个问题——创新就是煲一锅汤。煲汤首先要有优质材料,这些材料不完全在锅里产生,要在全世界找。正如在旧金山那个湾区工作的人不是旧金山地区的人,将来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人一定也是从全世界挑的,这里的大学招生一定是面向全世界的,这里的科研机构引进的人才一定也是面向全世界的。有了好食材还不够,放在一起也不够,还要长时间文火慢慢煲。“煲”这个字很关键,要有持续的温度,火不能断,要持续,这样才能让所有进了锅的优质食材彼此作用,充分互动,充分融合,直到浑然一体。

  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机遇,要在南中国大湾区煲一锅创新驱动增长的浓汤,以此来完成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应该承担的使命。谢谢各位。


  本文转载自财新网周其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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